2022年5月28日至29日，中国逻辑史第十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和江苏省逻辑学会共同主办、大通彩票和逻辑所承办，亦列入江苏省社科联年度重点学术活动。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大通彩票、东南大学等全国三十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机构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大通彩票王克喜教授主持，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晋荣东教授、大通彩票张建军教授和江苏省社科联夏东荣研究员先后致辞。晋荣东教授代表专业委员会和专委会主任张学立教授，介绍了第九届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和本次大会筹备情况。张建军教授回顾了南大中国逻辑史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历程，代表承办单位对与会专家学者在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共襄盛举表示感谢。夏东荣研究员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于逻辑学会将学科建设与学会建设有机结合给予高度肯定。本次会议共安排三场大会主题报告和七场分会场学术报告，有40余位老中青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大会报告和分会场报告，内容涵盖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当下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论方面
总体上讲，“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以中释西”等仍是讨论的主题，这从近代以来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本次研讨会上，关兴丽教授分阶段系统梳理了墨家逻辑自19世纪末发展至今百年来研究方法的演进过程，即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是“据西释中”方法、20世纪40-80年代末是“据西释中”和“历史分析”方法、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最后一阶段也可分为张东荪时期、崔清田时期、鞠实儿时期三个阶段。同时也认为从传统逻辑、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非形式逻辑、论辩逻辑、论证逻辑、符号学、语义学、语用学、语言逻辑、认知逻辑、辩证逻辑等角度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方法实质上仍在“据西释中”。此次大会中，翟锦程教授也给出了关于中国古代逻辑“以中释中”的生动解读，吴克峰教授也主张中国古代逻辑应该对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例如“论式”和“法式”等名称可能比“逻辑”更恰当。郎需瑞老师也持相同观点。
具体上讲，正如张建军教授所说，“未来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越来越需要多维互动。”这种趋势从此次大会报告中已可窥见端倪。孙中原先生介绍了其于今年4月份的结项成果——《墨经绝学的E考据和元研究》（以《墨经和中国科学》一名出版），特别强调了方法的重要性，认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应该借鉴库恩科学发展模式论、希尔伯特元理论、塔尔斯基元语言和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理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张建军教授讨论了莫绍揆先生的《墨经》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尤其是用现代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阐释《墨经·小取》篇，认为《小取》篇是假说-演绎加上典型实验分析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古典雏形。用这一方法莫先生给出了异于《小取》主流阐释的不同说法，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周北海教授和王强老师认为《墨经·小取》文本中的推理是以行为动词为核心的推理行为，而动词表达的是行为概念，进而给出了刻画《小取》逻辑的行为概念语义学。晋荣东教授针对学界对“推类”一词的不同理解，认为类同原则是推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援理（演绎）、贯通（归纳）和引例（类比）是推类的三种基本形式，进而证成了推类并不等于任何一种特定推理类型、“推类即推理”的主张。此外，从形式上，何杨老师提出了先秦逻辑史的书写体例问题，不同于以往的三种书写体例，即以人物、学派为纲要；以西方传统逻辑理论体系或名、辞、说、辩理论体系为框架；以固有问题或范畴为纲要。主张采用以先秦时期固有的名辩问题为纲要的书写体例。
二、在中国逻辑的整体性研究方面
“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合法性问题）？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的逻辑还是在中国的逻辑？”如有，那么“中国逻辑是一还是多（共同性与特殊性）？”“求同还是求异？”“中国逻辑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属性是什么？”“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逻辑知识体系？”等问题一直萦绕在中国逻辑学者心头。在此次大会中，刘新文研究员围绕“金岳霖问题”重新论述了金先生的“逻辑一元论”观点，金先生援引皮尔士的“样型—凭借区分”学说来说明逻辑与逻辑系统、实质与形式之间的区别，从而辩护了“逻辑一元论”。翟锦程教授认为逻辑是具有工具性的论证科学，应参照逻辑在西方哲学（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印度“五明”知识体系（因明）中的根基作用来思考中国逻辑（Chinese Logic）对中国哲学的论证与支撑作用。进而认为本来意义上的中国逻辑是基于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这一特定的思想生态，在名实关系、物类关系、象物关系的基础上，以正名为目的、以类为基础、以推类为方法，对名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的考察与研究。中国逻辑通过察实、分物、归类进而正名，归类的依据是类的同异，基本方法是从名到类、从类到名的推类，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演变紧密结合。以“以中释中”的方法构建了新的中国逻辑知识体系。曾昭式教授也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是一种“正名-用名”论证类型。张晓芒教授认为源自“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后又广泛被人们使用的反经行权、反经合义等成语而逐渐形成的传统辩证思维在当下仍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例如，“权”“正”“中”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条件关系。重新挖掘和研究其工作机理，展现中国古代“中和”文化的辩证魅力。程橙老师探讨了中国形象推理的起源、成果、困境与对策。
三、在文本原典与中国逻辑史研究某个领域方面
在文本原典的研究方面，关于《墨经》，杨武金教授讨论了《墨经》中“言尽誖、非诽、学无益、知知之否之足用、仁义之为内外”等五个悖论的涵义和基本来源，并对其作了消解，进而认为这一案例或可证明中国古代典籍中确实有某种严格意义上的广义悖论。何新宇博士则围绕墨家逻辑中是否具有“真”、墨家逻辑中有什么“真”、墨家逻辑中的“真”与规范三个问题论述了墨家逻辑中的“真”思想，尤其结合了海外汉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韩国建老师论述了《墨经》中的“名”、“实”及其关系，认为文本中“名”对于“实”的称谓关系是“命”和“谓”，“名”的论述就是《墨经》的词项学说。特别地，此次大会中还有一些《墨经》研究的新视角，王强老师认为《墨经·小取》文本中的推理是以行为动词为核心的推理行为，而动词表达的是行为概念，进而给出了刻画《小取》逻辑的行为概念语义学。孙志强博士以量词为线索，论述了自然逻辑视域下的侔式推理，特别是从谓词代换（predicate replacement）和单调推理（monotonicity reasoning）角度出发阐明“是而然”与“是而不然”的推理规则。这些新视角对今后的《墨经》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关于《公孙龙子》，郭桥教授重点考察了《公孙龙子·坚白论》中的“离坚白”之辩，认为公孙龙对“离坚白”论辩过程的构建和分析是仅局限于语言、语词层面的论辩，而语言层面的争锋不等于思维领域的辩驳。陈声柏教授以《坚白论》为中心论述了公孙龙的“性质”三义，即通过分析坚、白两种性质在“定”、“兼”、“藏”三种样态中的“位”，揭示事物“性质（实）”的三种不同涵义，即：石之坚、白特性；物之坚、白共性；离之坚、白自性。发掘出性质“独立自在”的事实，赋予了《坚白论》更深层次的哲学分析。崔文芊老师主要针对《公孙龙子》文本在西方学界的译介问题，尤其是陈汉生（Chad Hansen）、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等海外汉学家关于“Mass Nouns”的解释。除了聚焦《墨经》与《公孙龙子》两部经典典籍之外，郎需瑞老师论述了朱熹建构的以“辞”为核心的易学逻辑体系。石运宝老师对《庄子·外物》中的现代语义学思想进行了论述。廖晨老师对战国时期纵横家运用的“飞箝”论式进行详细阐述。闫林琼老师以《孟子》中有关人性善的论辩性话语为例，尝试运用语用论辩的新研究路径去分析。陈爱华教授比较了魏晋时期的“清谈”与现代论辩逻辑之间的异同。于翔博士从功能性、认知机制和认知过程三个维度对王充《论衡》所用的推类论证展开了深入分析。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某个领域方面，吴克峰教授分享了《周易古筮考》对易学逻辑研究的贡献。王克喜教授主要对传统训诂学方法进行逻辑分析，认为其原则和规律实际上是归纳和演绎的综合，诸如“例
十，法不立”“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娘日归泥”“入派三声”等都是通过归纳得来而后又付诸训诂实践，本身不具有必然性。当然，如果穷尽所有研究对象的归纳就具有了演绎的性质。二者的目的都是为合理训诂、回归本义服务。谷成城老师论述了汉语论证的特征及评价标准。郑天祥老师认为“礼”是中国走出神判的关键，分析了礼治在走出神判中的逻辑机理，从而探讨了作为中国传统法的“礼”、“法”与逻辑之间的关系。
四、在中国近现代逻辑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方面
此次大会专设“西学东渐与中国逻辑研究”专题。其中，江璐老师介绍了李之藻翻译《名理探》的更多细节以及创新工作，特别谈到新儒学思想对李之藻哲学观的影响。李佳星博士以近代《辨学启蒙》和《名学浅说》两部译作为切入点讨论了西方逻辑传入的两种形式，即来华传教士传播和国人译介，以及二书各自的翻译特点与影响。刘永强老师通过梳理严复、刘师培、陈启天的逻辑思想研究，论述了近代逻辑研究的政治与学术二重目的，即，既希望学术救国，又试图揭示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中国古代逻辑。通过这些近代学者的努力，最终确认中国有逻辑且是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甘进老师讨论了严复对“logic”一词的翻译，综合考虑音韵、义理和功能，使得“逻辑”同时称为logic和science两个概念的容受器，最终说明“逻辑”这一概念在近代身份的二重性。龚毅老师也就“logic”一词的意译和音译问题进行了讨论。张胜前教授讨论了19-20世纪初西方学者通过在华发行报纸杂志、创办出版机构译介西学、兴办学校等方式对逻辑学在中国传播所作的贡献，这为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铺垫，促使国人自觉主动地对中国逻辑思想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张万强老师通过海外汉学家顾有信（Joachaim Kurtz）《中国逻辑的发现》一书的视角，即该书系统总结了明末清初以来“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程，试图以此指正“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现代性实质，并最终展望某种可能名实相副的、祛现代性的新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认识范式与结论。钱爽博士通过顾有信《中国逻辑的发现》一书中记载的杨荫杭对西方形式逻辑四类直言命题之翻译，即“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分析了这一翻译的缘起，认为最早源于日本学者。何杨老师也认为近现代逻辑东渐的研究要特别注意日本学界的影响。
五、在因明研究方面
除了围绕上述几个领域进行学术交流，此次大会也专设聚焦于“因明研究”的专题。其中，淮芳老师系统梳理了“汉传因明与名辩比较研究”百年来从兴起、复兴到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彭杉杉老师比较了墨家与萨迦班智达的“名实”理论；汪楠老师分析了因明唐疏三支论式的独特性；来自贵州大学的汤伟、吴易恒、谢敏博士分别讨论了印度学者罗睺罗对量论因明文献的收集与贡献、《<正理滴论法上注>明灯》的相关文本和义理研究以及日本学界对《释量论》的研究，可以预见愈来愈多的青年中坚力量投入到因明研究中。
六、在中国逻辑史未来的发展趋势方面
在2013年中国逻辑史第十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刘培育先生、翟锦程教授和张学立教授就提出应重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2015年第十六次中国逻辑史全国学术研讨会中刘培育先生再次强调中外学术交流问题以及张学立教授主张的交叉融合探索。在本次研讨会上，这些问题依旧是讨论的重点，其中，刘明明教授分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运用的中国逻辑方法，不仅说明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科学思维方法的中国渊源和中国特色，而且也彰显了中国逻辑的科学方法论价值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刘奋荣教授针对中国逻辑思想在海外的推广以及中外逻辑学的交流互鉴工作，分享了关于《中国逻辑思想史手册》的一些编辑经验，以团队的具体实践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国际化作出贡献。张学立教授进一步提出了跨文化逻辑比较研究的“三层级理论”，以此构建新的逻辑分类，即描述的、评价的、会通的逻辑学，这是一种不同逻辑平等对话、融合会通的新进路，并且已经做出了关于逻辑学与认知科学交叉融合的实际探索。张建军教授也认为未来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越来越需要中西之间、不同视角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多维互动，强调会通、互释、互鉴。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继续强调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国际化，并且已经初现成效。例如，《中国逻辑思想史手册》的编撰、与会学者对海外英美汉学家和日本学界的深入持续关注。二是中国逻辑史研究视角继续多元化，从内容上看，易学、汉语和训诂、传统辩证思维、形象推理等相关主题继续被关注；从方法上看，从语用论辩、自然逻辑、行为概念语义学、不同的书写体例等出发研究中国逻辑史开始广泛讨论，扩展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内容和类型。三是专家学者在用传统中国术语来阐发中国古代逻辑方面做出了努力。如，翟锦程教授以“以中释中”的方法构建了新的中国逻辑知识体系、曾昭式教授也提出了“正名-用名”论证类型等。
会议的结尾，进行了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委会第十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议程，经线上现场投票表决，监票人张建军教授宣布投票符合规定程序，选票有效，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专业委员会第十届理事会负责人如下：王克喜教授当选为主任，杨武金、吴克峰、黄朝阳、陈声柏教授当选为副主任，张胜前教授当选为秘书长。最后，王克喜教授宣布会议闭幕，并号召广大学界同仁一起努力，共同推动中国逻辑史工作迈向新台阶。
（乔凯丽 供稿）